• 遗产保护应鼓励民间积极参与
  • 责编:admin  添加日期:16年03月10日  ★★★

           日前,本报系列报道“历史文化保护巡城记”引发众多关注,一些专家、学者也纷纷参与到“历史文化保护”的讨论当中。

     

      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、教授徐苏斌在日本从事研究期间,日本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令她印象深刻,这也促使她下定决心要把在日本学到的遗产保护理念带回国。

     

      她认为,在天津文保的过程中多部门的积极参与、建立联动机制,起到了多重互补的作用,在有效保护文物的同时,也使文物发挥了应有的社会作用。

     

      此外,她建议,国外对于文化遗产的调查、评估、等级已经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标准,在国内的共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,对国内的文保工作有一定借鉴作用。“文保工作必须要上下齐心协力,政府与民间的力量相结合,才能把这件事向前推进。”

     

      天津文保

     

      行政参与、多重互补

     

      特殊的交通条件造就了天津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。如“小洋楼”已经成为天津城市的近代历史文化标志,以自然资源、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为载体的一系列文化遗产,展示了天津的历史文化魅力。近年来,天津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局、市国土资源和房管局建立了联动机制,对涉及历史建筑的建设项目联合审批,严格控制,在有效保护文物的同时,避免经济建设遭受损失,也使文物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。

     

      记者:天津文保起步如何?特点是什么?

     

      徐苏斌:天津没有上海、厦门等其他几个城市起步早,在2005年推行的“历史风貌建筑”实际上是学的上海、厦门。不同的是,天津的管理体制是多重的,文物局管,房管局也管,规划局也管,把关的时候各个部门都会一起参与。另外,天津市有大量志愿者的参与,为文保提供了多重的、自下而上的基础。天津文保起步尽管没有上海等地早,但在国内还算比较早,此时的哈尔滨、北京等地也开始起步,大家都在摸索。实际上,他们文保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,在一个动态“烦恼”的过程中推进。

     

      天津文保的特点与管理权限有关。像房管局主要针对租界这一块,英租界、日租界,这几个租界在它的管辖范围内,所以力度就会大一些。而文物局主要涉及到国家文物或是天津市指定的文物,属于多重的互补。

     

      记者:你主要研究工业遗产保护,这方面天津做得如何?

     

      徐苏斌:2012年,天津市规划局开始做工业遗产保护,虽然是跟文物局一起做,但实际力度比较大的还是规划局。现在,工业遗产保护是天津市从上到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,所以在政府部门管理牵头的前提下,天津大学等高校也一起跟着做。针对工业遗产怎么再利用,天津市也在思考,虽然会遇到很多问题,但可以共同切磋、共同探讨。

     

      他国文保

     

      建立体系、明确标准

     

      20世纪60年代初,德国鲁尔区本地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连续下降,导致工厂企业纷纷破产、倒闭或外迁。如何对待和处理大量废弃的工矿、旧设备和工业空置建筑成为重要的问题。当时有人认为,倒闭和废弃的厂房和工矿是经济衰退的标志,应当彻底清除,重新建立新城市和新产业;另一些人则主张将其视为工业文化遗产,与旅游开发、区域振兴等相结合进行战略性开发与整治。在后一种思路下,亨利钢铁厂被改造成一个露天博物馆;废弃铁路和旧火车车皮变成了当地社区儿童的艺术表演场地;废弃的旧贮气罐被改造成潜水训练池,堆放铁砂矿的混凝土料场被改造成青年活动场地,墙体被改造成攀岩者乐园。

     

      记者:相比较国内,国外的文保具备哪些特点?是否可以借鉴?

     

      徐苏斌:各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色。比如英国,它对于工业遗产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,包括它的调查、评估、等级都由英国遗产协会来专门负责审查。在国内,目前,中国文物协会及其下属的分会都没有权力去制定规定,这跟英国不一样。英国的文物保护部门会把权力授给协助机构或者是协会。此外,他们也经常修订它的标准,使其越来越完善,所以它在工业遗产保护上比较快。而德国做得比较大胆,像鲁尔区的“欧洲工业遗产旅游之路”,跟旅游、世界遗产的活动方联动,做得比较“活”。

     

      中国也有很大潜力。现在国家对于工业遗产还没有进行特别明确的分类。从研究的角度来讲,我希望国家能够像英国一样,定一个相应的标准。我国工业遗产特别多,范围特别广,所以,我比较推荐在这方面学习国外的经验。

     

      建言广州

     

      各方齐心发挥民间力量

     

      据了解,经过近3年文化遗产普查,广州全市共筛选出不可移动文物线索67处,历史建筑线索792处,传统风貌建筑线索3087处;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有效的普查线索868条,重点线索139条;在全国文物数据统一平台登录可移动文物17.6万件/套。基本摸清了广州文化遗产种类、数量、分布区域、场所环境和保护现状,建立起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线索的预保护制度。

     

      记者:就广州而言,也同样面临着文保方面的问题与难点,请给予一定建议或意见。

     

      徐苏斌:在我的印象中,广州的做法还是非常好的,比如三旧改造、民众参与等。而一些广州的学者也告诉我,在改造、搬迁的过程中,也有一些不太容易推进的事情。北方城市的做法大多是政府参与和投入,但投入一两年可以,再持续起来就比较难。台湾的做法是,把经营权交给经营公司来操作,有关部门一开始就要把建筑的框架、基础设施等搞好,剩下来,就要发挥民间的力量,不断地完善,这就会显得特别和谐,而且能可持续发展。城市做工业遗产或者街区保护必须要上下齐心,政府与民间的力量相结合,才能把这件事向前推进。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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